明朝监察官员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,与设置监察官的目的背道而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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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官员的俸禄普遍较低,通行的俸禄标准是洪武二十年九月制定的,依据这个标准,身为最高监察官的都察院正二品左右都御史,年俸不过732石,而作为一般的监察官员,不过是一些七、八品的小官,年俸只有90石,甚至还不足此数,真可谓是品微俸薄,经济状况极为窘迫。在明朝初期,大部分的监察官员尚能保持操守,洁身自好,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,监察官队伍从整体上来说已经是腐败不堪了,相比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相言,堪为一大奇谈。

监察官员的腐败问题极端严重,与设置监察官的目的大相径庭

明朝中后期,许多监察官员无视监察律令的规定,每到一处,吃拿卡要,如“都抚莅任,例赂权要,名‘谢礼’。有所奏请,佐以苞苴,名‘候礼’。及俸满营迁,避难求去,犯罪欲弥缝,失事希芘覆,输贿载道,为数不赀”,从而使得“风俗奠振”。再如,按律监察官员不得依他人之请而办私事,但是请托之风已经相当严重。万历十一年,时任左副都御史的邱橇上疏陈吏治积弊,言:“御史巡方,未离国门,而密属之姓名,已盈私赎。甫临所部,而请事之竿牍,又满行台。以豸冠持斧之威,束手俯眉,听人颐指。可见当时监察官员请托办事之风已经刮得非常厉害了。

此外,监察官还贪污受贿,横征暴敛,生活腐化堕落,“广纳赂遗,亵衣小车,遨游市肆,狎比娼优;或就饮商贾之家,流连山人之室”等现象屡见不鲜。由于御史等监察官握有地方官员升迁的决定权,所以每当御史巡查地方,地方官为了讨好御史,常常放弃本职,整天簇拥着御史极情娱乐,进而出现御史出巡“导从如云,饮食若流,全无清约之节,反生骚扰之害。所至州县,计其一日之费,每至百数十两。本为安民,而反以劳民;欲振风纪,而反坏风纪”的恶劣现象。

若官员侍奉周到,得到举荐而升迁,往往将举荐者“尊之为举主,而以门生自居,筐篚问遗,终身不废”,其结果是“假名扬之典,开贿赂之门”,使得贿赂成风。嘉靖时右佥都御史阮鹗巡抚浙江,“敛括民财动千万计”,生活也竭尽奢华,“帷帘盘盂率以锦绮金银为之”。万历年间,“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,征贿巨万。抵杭,日宴西湖,鬻狱市荐以渔厚利”。堪为横征暴敛的典型。督学御史胡明善为官时贪赃枉法,“居乡豪横,强夺人妻女为妾,役邻人为工,复假先年被劾,妄执平民为盗,家制刑具,极其惨酷”,还“令仆人迫殴赵姓父子三人致死”。百姓对其恨之入骨,“欲啖其肉”。

监察官员对参与党争有着浓厚的兴趣

明朝中后期,监察官员或依附权臣,或自结朋党,参与党争这是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所不曾见到的现象,为明朝所特有,但是就明朝而言,这种现象却是司空见惯,明朝的监察官员对参与党争有着浓厚的兴趣,并且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,不断引发政治大地震,从而使得本已经混乱不堪的明朝政治变得更加杂乱。嘉靖初年的“大礼议”中,大多数监察官依附首辅杨廷和,甘为鹰犬,在争斗中充当爪牙,肆意攻击政敌。

礼部侍郎王瓒因“大礼议”得罪于杨廷和,杨廷和挟私报复,令“言官列瓒他失”,结果使得王瓒“出为南京礼部侍郎”。再有给事中朱鸣阳,御史王溱等,上书请求“上早从原议”,尊孝宗皇帝为皇考,给事中史于光又上书“历数张璁建议之偏……宜将张璁戒谕”,竭力附和杨廷和,使皇帝的境遇极为尴尬。“大礼议”之后,张璁执政,圣眷日隆,权压朝野,都御史汪铉投靠张璁,不惜出卖人格,专做献媚之事求宠于张璁。及张璁倒,夏言执政,左都御史屠侨依附严嵩,污蔑夏言,上疏“谓铣行贿夏言”,结果使得夏言“论斩,弃西市”,严嵩取而代之,成为内阁首辅。

严嵩当政,徐阶成为次辅,与严嵩争权。徐阶指使门生给事中吴时来等弹劾严嵩,未果,后来“嵩子世蕃贪横淫纵状亦渐闻”,徐阶“令御史邹应龙劾之”,结果“帝勒嵩致仕”,“阶遂代嵩为首辅”。此后,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等相继成为内阁首辅,监察官员更是在争斗中不遗余力,敢为先锋。隆庆初年,徐阶与高拱争夺内阁领导权,给事中欧阳一敬依附徐阶,“劾拱尤力”,而御史齐康“为拱劾阶”,但是“言路论拱无虚日,南京科道至拾遗及之”,使得“拱不自安,乞归”。

隆庆三年冬,“高拱以内阁掌吏部,权势煊赫。其门生韩楫、宋之韩、程文、涂梦桂等并居言路,日夜走其门,专务搏击。为高拱肃清了政敌。万历初,高拱“条请黜司礼,权还之内阁”,意图专权。为此,他指使工科都给事中程文、吏科都给事中雒遵、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等人弹劾冯保,指责他“四逆六罪”、“三大奸”,欲置其于死地。其后,张居正取而代之,威权震主,“科道皆望风而靡”,趋媚附势之徒比比皆是,他们甘为鹰犬,充当打手。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胁制言官等罪状,居正愤恨不已,于是御史于应昌、王宗载等“希居正意”,打击陷害刘台致死。此外,监察官还自结朋党,参与党争,为自身牟利。

张居正之后,内阁权势受到削弱

张居正之后,内阁权势受到削弱,监察官员不再一味地以内阁大臣马首是瞻,而是纷纷组织自己的小团体,对政敌肆意进行攻击,以谋取更多的私利。申时行为首辅时,言官纷纷攻击内阁,使得“阁臣与言路日相水火矣”。李廷机人阁之前,给事中王元翰等“数阴诋之”,待其入阁,“给事中曹于忭、宋一韩,御史陈宗契不可”,之后,“言路以其与申时行、沈一贯辈密相授受,故交章逐之。辅臣以酹乞受辱,屏弃积年而后去,前此未有也。

最后

赵志皋为首辅,“年七十余,柔而懦,为朝士所轻”,御史、给事中等监察官员纷纷攻击他,使得他如坐针毡,求退益切。万历末年,朝中形成所谓“东林党”,于是给事中王绍徽、朱一桂等“力排东林”,肆意弹劾,气焰十分嚣张,弄得朝廷人心惶惶,大臣“多畏避之”。其结果是将国家政治搅得乌烟瘴气,正直之士不能久立朝堂,严重地削弱了王朝的统治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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